唐朝，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發展的最高峰，是當時聞名於世界的東方最強大的帝國。唐朝首都長安是一個上演世界性文化的大舞臺，它相容並蓄著世界各地區的文明，又獨立創造著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，也繼承發展著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優良部分。從中國佛教史的發展情況看，唐朝也是最繁盛的時期，層出不窮的高僧大德，寶刹林立的佛家香火，豐富多采的藝術形象，都曾在長安城中一展風姿。如果我們再從石窟寺藝術的角度觀察，發源于長安的唐風造像與壁畫藝術，可以在位於絲綢之路咽喉的敦煌莫高窟，和西南邊陲的桂林西山看到它們的流傳廣遠。但是，昔日長安城中發達的寺院藝術絕大部分已蕩然無存，我們只能從倖存下來的一些造像中窺探到其中之一斑。同時，幸運的是，分佈在長安城周圍唐代開鑿的石窟寺中，還保存著不少直接來自長安的佛教造像藝術，這是我們探索唐風佛教藝術源泉的主要依據。彬縣大佛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處。

 今西安市西部的彬縣，是古代絲綢之路西出長安東段北道上的第一站，唐代稱作邠州。在彬縣城西10公里的水簾洞鄉大佛寺村附近的清涼山上，有一處大佛寺石窟，現存有洞窟100多所，還有不少的摩崖造像龕，是陝西省境內最大的一處石窟群（圖1）。它們面北背南，前有涇河婉蜒東流，窟前屹立的五層樓閣，使這一帶幽美的環境增添了一股靈氣。大佛寺石窟的數量雖然不少，但有造像的只有近20所，包含了大小造像1500餘尊。在山崖間，當年供給僧侶們修行與起居用的僧房窟，系列成組地排列著，它們彼此之間使用棧道、石廊或豎井形通道相連接，這種龐大而連貫的僧房窟群在全中國範圍來看也是極少見的。在有限的若干含有造像的石窟中，大佛洞、千佛洞和羅漢洞的規模最大，保存的造像也最多最完整。

圖1：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外觀

大佛洞
 大佛洞，雄踞於大佛寺石窟群的中心，它不僅是這處石窟群裡最大的一所洞窟，也保存著全陝西省最大的一尊佛像。它的平面近似於凸字形，橫寬34.5米，進深18米，高23.5米。洞窟上部的總體構造是穹窿形的，中間還有一個殘損的橫向人字披，很像兩面坡的房屋樣子。位於窟內正壁的是一尊巨大的坐佛像，高達20米，佔據了窟內的很多空間(圖2)。位於前壁的大型明窗正好可以透過一束光線，照射在大佛的面部，在整體幽暗的反襯下顯得格外神秘。在東西側壁上還各有一尊高約17.5米的立菩薩。1996年，考古工作者們發掘清理了大佛洞的原始地面，發現了大佛與立菩薩原來的台座。在大坐佛的身後還開出了一條環形甬道，這樣就可以使信徒們繞著大佛作右旋禮拜了。這種洞窟的使用功能，會使我們聯想到拜城克孜爾石窟中的大像窟，到了北魏時代，大同的雲岡石窟裡也出現了這種帶有環形甬道的大像窟，所以，這樣的作法，乃是大佛寺對中國石窟寺古老傳統的繼承。

圖2：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大佛洞內景（唐貞觀二年，628年）

在大佛背光的左下側，刻著“大唐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”的銘文，其中的時間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（627～649年）執政的第二年，即西元628年。現在窟內巨型坐佛像的表面經過了後代重新塑做，而大佛背後的頭光與背光還保留著開窟時的雕刻內容與造型。在大佛象徵神聖的身後光環表面，刻著火焰紋、花卉和卷草紋圖案，其間還穿插了眾多的飛天伎樂和坐佛形象的浮雕，展現出一派佛國世界裡和諧、歡快的氣氛（圖3）。這些背光間的小坐佛卻有著低平的肉髻、方圓的面龐、豐滿而敦厚的身軀，保留了很多北周以來的造像特徵。無獨有偶，在全國其他地區發現的唐太宗時期的佛像，大部分是帶有濃厚的前朝風格，而很少有新的時代特色。

圖3：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大佛洞主佛背光（唐貞觀二年，628年）

為什麼會是這樣呢？如果我們翻閱一下有關唐代的歷史書，就會發現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不怎麼信佛的英明皇帝。當時，正在終南山龍田寺修行的和尚法琳（572～640年），是反抗異教言論，竭力維護佛教的代表人物。他寫了一篇《辯正論》呈給了唐太宗，裡面詳盡地闡述了信仰佛教的好處。不料在西元639年，道士秦世英對唐太宗說：“《辯正論》實際上是在譭謗皇室。”唐太宗一怒之下決定削剪佛教，並將法琳逮捕下獄。法琳不服，在朝廷上反駁唐太宗，為佛教據理力爭。唐太宗回答說：“你的《辯正論》裡不是說，只要經常念著觀音菩薩，就連刀槍也不能傷害自己嗎？那我就給你七天時間，讓你在大牢裡把觀音念個夠。七天以後，我就要殺你的頭，到時候看看觀音菩薩能不能來救你。”等到七天以後，劊子手們將要行刑時，唐太宗再次問法琳：“觀音這時為什麼不來救你呢？”沒想到法琳卻回答說：“這七天以來，我沒有念觀音菩薩，而是一直念著陛下您呢！因為我知道陛下是聖明天子，已經具備了觀音的品德。如果陛下作事公正，就一定會救我的。”唐太宗很佩服他的詭辯才能，不得不免了他。這個故事很能說明唐太宗對於佛教的態度，他既不提倡，也不排斥，而是嚴格限制著佛教的發展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，佛教藝術也很難出現全新的風采。

　　我們再回頭看看大佛洞前壁那些補鑿的眾多佛龕，會發現它們的造型風格就完全不同了，而表現出了我們心目中的大唐典型的藝術風尚。這些佛龕大部分是在唐高宗（650～683年在位）和武則天（690～704年在位）時期補鑿的，這兩位皇帝都是極力提倡弘揚佛教，在他們執政的50多年時間裡，唐朝的佛教藝術發展到了輝煌的頂點。大佛寺石窟群中最能體現這段歷史時期的造像藝術，主要保存在千佛洞和羅漢洞中。

圖4：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千佛洞內景（唐，7世紀下半葉，劉曉華攝影）

千佛洞和羅漢洞
 千佛洞是一所平面近似於正方形的大型中心柱窟，由於窟內不太高，而中心柱又比較寬大，所以，它的形制和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樓閣塔形中心柱有一些區別。只有中心柱正面的幾個大龕似乎有一些規劃，而其他壁面的佛龕都是大小不一、雜亂無章地排列著，這是洞窟鑿成後不斷補刻的結果（圖4）。從造像龕間的一些銘文題記來看，大部分應該是武則天執政時期的作品。羅漢洞的規模略小一些，形制比較特殊，西側是馬蹄形的窟室，正壁開出一所大龕，東側是豎長方形的窟室，彼此間連通著（圖5）。其實，它是一所未完成的中心柱窟。壁面間的很多佛龕也是無規律補刻上去的，造像的風格大致與千佛洞相同，年代可能稍晚於千佛洞。

圖5：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羅漢洞西側窟室（武周）

千佛洞和羅漢洞眾佛龕的造像題材有單尊佛像、雙尊佛像、一佛二菩薩像、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像、單尊的菩薩像和佛裝的地藏菩薩像等。有的在佛、弟子、菩薩一組造像中還加入了天王與力士。這些造像所共有的時代風格是：都具有鼓胸、細腰、寬胯、頭身比例適度、身軀豐滿健康的體型特徵（圖6）。這是集人體的健與美於一身的造型藝術，是從北周的豐滿型佛像發展而來的新型藝術。特別是有的立菩薩像，清晰地顯露著女性般的優美身體輪廓，再加上向一旁扭動著的胯部，如舞蹈動作般的手姿，完美地刻劃出了菩薩的嫵媚與婀娜。這是大唐盛世帶來的積極向上精神在出世的佛教藝術中的體現。

圖6：陝西彬縣大佛寺石窟千佛洞Q71（武周長安二年，702年）

大佛寺石窟千佛洞與羅漢洞的造像藝術基本風格，我們還能在耀縣藥王山初唐時期的摩崖造像中見到。這種風格的初步形成有可能是在唐太宗執政時代，到了唐高宗執政的初期，長安的唐風佛教造像藝術被帶到東都洛陽，在那裡她得到了發揚光大。大佛寺石窟體現了長安城的唐代藝術風貌，而遍佈各地的唐風造像，也正是從唐朝首都一帶起步，走向四面八方的。